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讲汉代

一、汉代政府组织

（一）皇室与政府

汉代，咱们开始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政府。秦以前，都是一种“各玩各的”封建玩法。到了秦汉，中央才有了一个真正的大boss，而地方也不再是各种小boss各自为政，而是统一起来，听从中央的话。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重点说两点：1. 皇室与政府的“边界”；2.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

皇帝这个角色，咱们历史上都是父传子，儿继父业。现代看来可能有点“不科学”，但历史背景下，这就是最合适的。你看，古希腊、古罗马，他们都是小国家，几个人聚在一起，投个票选个领导，很方便。但中国这么大，几千万人，哪能这么玩？所以，咱们的皇帝制度，其实是最适应当时情况的。

再说，虽然皇帝是“家族生意”传给儿子的，但其他的政府职位可不是这么回事。一个郡太守或县令，他不能把自己的位置给儿子。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皇室和政府的关系。皇室是家族生意，而政府是大家的事。两者应该怎么区分？这是个大难题，一直困扰着咱们。但总的来说，皇帝是大boss，代表国家，而真正的操作权在政府手里，特别是那个叫宰相的家伙。他才是真正掌握实权的人。

总之，咱们的政治制度，不是简单的“皇帝说了算”，而是有其复杂性和独特性。别听那些人胡说，说咱们历史上都是封建政治或皇帝专制。真实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

想知道汉代皇帝和宰相权力怎么分的吗？看他们的“秘书团队”就知道了。

首先，皇帝有“六尚”团队，六个人帮他处理事务。其中五个就是帮他打理私人生活的，比如穿啥、吃啥、住哪。唯一稍微正经点的就是“尚书”，负责处理文书。刚开始，这“尚书”地位不高，后来才慢慢变大。

再看看宰相。他有一个团队，叫“十三曹”。这十三个部门基本上涵盖了所有政府事务：

西曹 - 处理官方文件。
东曹 - 管理大官的任免升降。
户曹 - 负责祭祀和农业。
奏曹 - 管理政府文件。
词曹 - 处理诉讼。
法曹 - 负责邮政和交通。
尉曹 - 管理运输。
贼曹 - 抓小偷。
决曹 - 处理刑事法律。
兵曹 - 管理兵役。
金曹 - 管理货币和盐铁。
仓曹 - 管理粮食。
黄阁 - 总务主任。

看看这规模，十三个部门！和皇帝的“尚书”团队比起来，明显是“大老板”的架势。这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权力在宰相手里，而不是皇帝。虽然皇帝是大boss，但真正干活、掌握实权的是宰相。

这就是汉代政治的一个特色：虽然皇帝地位高，但真正运作国家的是宰相。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常态。

（二）中央政府的组织

汉代中央政府就像一个大公司，有CEO（皇帝）和几个重要的C-Level高管。

首先，有“三公”：

丞相：这就像公司的COO，负责所有的行政工作。他是真正的大佬，决定日常运作。
太尉：是军队的老大，相当于公司的CSO（首席安全官）。
御史大夫：他的工作是监督和检查，确保一切正常运作。你可以把他看作是公司的内部审计或合规官。

再看“丞相”的名字。丞和相都意味着“副”或“代理”。所以，丞相其实就是皇帝的助手或副手，帮皇帝处理实际工作。因为皇帝那么忙（或者懒），不能处理每一个小事，所以丞相就是他的右手。

有趣的是，为什么叫“宰相”呢？在古代，大家族最大的事就是做祭祀，而祭祀时要宰牲畜。所以，管理这些祭祀的人叫“宰”。当国家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那些大家族没了，国家就像变成了一个大家庭。所以，家里的“宰”就变成了国家的领导——宰相。

简单说，汉代的政府组织很像现代公司结构，有CEO和几个关键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中，丞相就是最重要的那个。

汉代的宰相，简单说，就是皇帝的“全能助手”。想象一下，你有一个家里的管家，他不仅管理你的全部家务，还能代表你处理外面的所有事情。这就是宰相的角色。

宰相的历史背景很有意思。他原来只是大家族的家务助手，但随着时间，他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直到他成为整个国家的首席运营官。但即便他有这么高的地位，他还是要处理皇帝家里的琐事。这就像你的CEO还要负责定时喂你家的金鱼。

为了处理皇帝家里的事情，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助手，叫做御史中丞，住在皇宫里。这个角色就像是CEO的私人助理，处理所有皇帝的私人事务。但有趣的是，这个“私人助理”还要回答给御史大夫，再由御史大夫回答给宰相。这就像一个大公司的信息传递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司。

所以，当皇帝有什么要求，他会告诉御史中丞，然后这个消息会像接力棒一样，从御史中丞传到御史大夫，再传到宰相。反之亦然。这就是皇帝和政府之间的“电话游戏”！

太常：他就是皇家的“宗教领袖”。想象一下，你家有个专门负责祭祖的人，他的职责就是确保你的祖先被崇拜得当。太常简直就是皇家的“鬼神关系经理”！
光禄勋：简单说，这家伙是皇帝的“大门管理员”。你可以把他看作是皇宫的“头号门卫”。
卫尉：皇家的“保安队长”。如果皇宫有安全系统，那么卫尉就是负责这个系统的人。
太仆：皇帝的“首席司机”。每当皇帝想外出，太仆就负责驾驶那辆豪华的古代马车。
廷尉：皇家的“法官”。想象一下，有人在皇宫里犯了法，廷尉就是来审判他的那个人。
大鸿胪：这就是古代的“外交部长”。他负责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可以说是皇帝的“国际关系经理”。
宗正：他负责管理皇帝的大家族。你可以想象他像是一个专门负责皇家家谱的“家族管理员”。

总之，汉代的九卿可以说是皇帝的“团队核心”。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职责，确保皇宫的一切运作正常。从祭祀祖先到与其他国家的交往，这些九卿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

太常：从一个“鬼神关系经理”变成了“文化与教育部长”。既要确保祖先满意，又要确保大家都有书读。
光禄勋：原本只是皇帝的头号门卫，后来升级成了“皇家人事部长”。所有想要为皇帝效力的小伙伴们，首先要经过他的审查。
太仆：除了驾驶马车，现在他还要负责管理“古代坦克和飞机”。
廷尉：从皇宫“法官”升级到“司法部长”。别想逃过他的眼睛，他负责维护皇宫和国家的法律秩序。
大鸿胪：这位“国际关系经理”现在成了“外交部长”。他是负责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那个人。

所以，你看，尽管汉代的政府有很多古代封建制度的痕迹，但他们的九卿已经开始处理更大的事务，不仅仅是皇家家务。这就是历史的魔力：事物会随着时间而演变和适应，即使起初它们只是简单的家务事。

大司农：他基本上是“国库部长”。要确保政府有足够的钱来运作，而这些钱主要来自土地税。他是国家的“首席会计”。

少府：他则是皇家的“个人财务顾问”。处理皇室的所有钱，包括一些特别的税收，比如盐和矿税。他负责确保皇帝有足够的钱去购买新的金冠或者为那些皇家派对买单。

所以，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农民，你付的土地税会给大司农，而你在市场上买的盐，税则给了少府。这样，政府和皇室的资金就被清晰地划分开来，没有任何重叠。

这九卿都归宰相管理，想象宰相就像是一个CEO，而这九卿则是他的核心管理团队。不管是管理国家的钱还是确保皇帝的衣食住行，这些卿都确保一切井然有序。

在过去，宰相就像是皇帝的“超级管家”。他负责所有的家务，从确保皇帝的鞋子被擦得光亮亮的，到管理国家的财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家务”变成了“国务”。换句话说，宰相的工作从一个家庭“经理”变成了一个国家的CEO。

在封建时代，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宰相。但到了汉代，所有这些家庭都合并成了一个大家庭，也就是整个国家。所以，宰相的角色也从一个家庭的“超级管家”变成了国家的最高领导。

回到九卿的话题。他们原本都是负责皇帝家里的事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职责变得越来越广泛，涉及到整个国家的运作。所以，你可以想象宰相是CEO，而这九卿就是他的高级管理团队，他们一起确保整个“公司”（即国家）的顺利运作。

总的来说，汉代的政府组织是一个巨大的家庭事务变成国家事务的完美例子。

（三）汉代地方政府

想象一下，汉代的地方政府就像一个大型连锁餐厅。你在家乡的那个分店（县）是由店长（县长）管理的。这些分店都是归属于一个大的区域管理中心（郡）的，这个中心由区域经理（太守）来管理。

这个区域经理，其实和公司总部（中央政府）的那些高层管理者（九卿）的地位是差不多的。他们的工资和福利也大致相同。这些高层管理者可以被调到某个区域来做区域经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被降级了。同样，区域经理也可以被调到总部来，但这也不算升职。

这种设置的好处是，整个连锁餐厅系统非常灵活。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快速调动，而不用担心职级的问题。这也使得那些在地方工作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是被边缘化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地位和中央的那些大佬们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虽然汉代的政府系统看起来很复杂，但它实际上是很有效和灵活的。这也是为什么后世的人们如此推崇它的原因。

（四）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汉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可以比作现代公司的总部和分公司之间的关系。

首先，每年，分公司（地方郡）需要向总部（中央政府）提交年度报告，这就像现代公司的年度业绩报告。这份报告会涵盖所有的运营数据，从财务、经济到人力资源等等。这个过程叫做“上计”。

但仅仅依靠报告是不够的。总部还会派出内部审计员（刺史）到各个分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这就好比公司的质量检查员或内部审计员。这些刺史每人负责大约九个分公司，并且他们的检查范围是有限的，只关注六个核心问题。

这些刺史虽然职责重大，但他们的级别并不高，大约相当于一个初级经理。但正因为他们的级别不高，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更加无畏，直言不讳。

刺史完成任务后，会向一个更高级的经理（御史丞）汇报，然后这些报告会逐级上报，直到到达公司的CEO（宰相）。

此外，总部还有一个特别的团队（侍御史）专门负责监督和检查总部自己的工作，确保一切都在正轨上。这就像现代公司的内部合规团队。

所以，简而言之，汉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就是一个高效的监督和管理系统，旨在确保整个“公司”运行得井井有条。

二、汉代选举制度

要讲汉代的选举制度，先给你画一个场景：想象一下，你生活在古代，封建制度已经过时，那时的问题就是：谁能做官？谁有资格掌握权力？

在封建时代，答案很简单：你是谁的儿子，你就能做什么样的官。天子的儿子成为新天子，公的儿子成为公...以此类推。但到了秦汉时代，这种简单的规则就不适用了。

那时，你可能会想，那么是军队掌握了权力吗？毕竟，谁有兵权，谁就有说话权。但实际上，汉代并不是这样。那么，富翁们呢？他们有钱，可以买通上层，但汉代的政治制度也没有让他们轻易上位。

汉武帝后的制度更加明确：有一个国家大学，就像现代的一所顶级大学。从这所学校毕业，根据你的成绩，你可能会被分为两类：一类是郎，这些人可以进入皇宫作为侍卫；另一类是吏，他们则成为普通官员。

那时，那些重要的官位（比如二千石官）的子侄都会被送入皇宫，成为侍卫，为皇帝服务。待在皇宫几年后，根据政府的需求，他们可能会被选为其他官职。

这种制度看起来还是有点像贵族制度，但实际上，它比封建时代更加开放。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政权逐渐从少数贵族手中转移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

你可以把太学想象成古代版的哈佛或者斯坦福。考试成绩出来后，成绩最好的学生们（甲等）就像是被顶级公司挑选的精英实习生，他们进入皇宫，开始在那里工作。而那些考得乙等的，就像是回到家乡的大学生，他们被安排到地方政府工作，成为基层公务员。

有趣的是，当地的高级官员（比如市长或县长）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不能是本地人。这就好比说，台北市的市长不能是台北本地人。但是，市长以下的所有职位，都必须由本地人担任。这种制度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也让地方有足够的自治权。

现在，高级官员有权任命自己的下属。这有点像现在的公司老板能够任命自己的团队。中央政府的高官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团队成员，而地方政府的高官则选择本地人作为他们的团队。

对于刚从太学毕业的学生来说，这个制度为他们提供了明确的职业道路。考得好，你就进入皇宫，开始你的“白金”职业生涯；考得不那么好，你就回家，开始为你的家乡服务。这是一个公平而清晰的制度，为古代的年轻人提供了稳定的职业选择。

汉代的招聘方式和今天真的很像！

紧急招聘：想象一下，旧公司CEO退休，新CEO上任，他可能会说：“嘿，我想要点新血液，大家去各个部门看看有哪些能手。”或者当大自然发飙，比如洪水、旱灾或大瘟疫（不，不是COVID-19，那时候还没有！）打击了国家，政府可能会说：“天哪，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建议，有没有高手？”这些招聘都是无计划的，突如其来。被选中的人通常被称为“贤良”，这种字眼在LinkedIn上绝对会很受欢迎！

特技招聘：你懂匈奴话吗？你能忍受沙漠的炎热吗？或者你知道如何修复一个决口的河堤吗？如果答案是“是的！”那么恭喜，你可能会被选中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这有点像当公司在招募一个特定技能的员工，比如一个会说五种语言的翻译或一个高空作业的专家。

总的来说，汉代的招聘方式有点像一个结合了现代招聘网站和真人秀的系统。无论是突然的紧急招聘还是特定技能的特技招聘，都为不同的人才提供了机会。

汉代的人才招聘真的很像现在的“最佳员工”评选活动！

孝廉选拔大赛：想象一下，公司CEO突然宣布：“我们这么大的公司，难道就没一个‘年度最佳员工’或‘诚信之星’吗？”然后CEO告诉各部门经理，如果他们不能每年推荐一个符合条件的员工，他们就不是好经理。这就好比汉武帝告诉地方长官，你们每年都要举报一个“孝廉”给我！

于是乎，每年各部门就开始疯狂地推荐他们的“孝廉”。这些“孝廉”们被选拔上来后，首先被安置在“新人培训部门”（也就是皇宫里的郎官）进行培训。他们在那里待上几年，学习各种公司文化和操作流程，然后被分配到不同的职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孝廉选拔大赛”变得越来越受欢迎。皇宫里的“新人培训部门”人满为患，就像今天的大公司新人培训班一样。最终，这个“孝廉选拔大赛”成为了进入皇宫的唯一途径，其他的选拔方式都被淘汰了。

这种选拔制度的结果是，皇宫里的官员都成了一群年轻的大学生，就像现在的初创公司都是一群年轻的技术宅和设计师。汉代的政府从一个贵族俱乐部变成了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府。这真的很酷，对吧？

这套制度，简直就像现代的“实习-评估-招聘”程序。

想象一下：一个大学生毕业后，首先加入一个大公司的实习生项目，然后被派到分公司工作。表现出色后，会被推荐到总公司，并再次经过严格的面试和评估流程，最终才能成为正式员工。这就是当时进入政府的主要途径。事实上，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通过这个流程出身的。

这不再是一个贵族俱乐部。这不是一个军人组成的政府，也不是由富商主导的政府。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府。简单说，这是一个“学霸俱乐部”。

汉代的官员们，大多数都是书呆子。当你看到当时的宰相，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学霸，不是因为他们的家族背景或财富，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大将军或富商，而是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所以，从汉代开始，中国的政府就变成了一个“学霸政府”。这是一个由学者、学霸组成的政府，他们掌握着所有的政治权力。简单地说，他们就是那时的“政治精英”。

三、汉代经济制度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汉代的经济政策，也就是税收制度。

汉代的税收制度可以说是非常宽松的。如果我们用现代的标准来看，这就像一个低税收的离岸天堂。在战国时期，孟子曾经提到过：“收税应该是十分之一”，这意味着那时的税收肯定超过了10%。但到了汉代，税收制度更为宽松，规定的是“每十五分收一分”。但实际上，政府通常只收取其中的一半，也就是每三十分收一分。这意味着如果你有100石的谷子，你只需要支付3.3石的税。甚至还有记录表明，税收可能更低，达到每百分之一。而在文帝时期，政府甚至完全取消了田税，持续了11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得益于当时的中国领土辽阔，即使税收如此之低，政府的收入仍然足以维持运作。简而言之，当时的中国就像一个税收天堂！

但汉代的税制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土地政策过于自由化。早在封建时期的井田制已被抛弃，土地归农民所有，他们可以自由使用和出售。这种制度导致了土地集中，也就是所谓的土地兼并现象。那么，既然政府的税收那么低，为什么农民还会被迫出售土地呢？这当然与当时的人口税、兵役税和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关，但这里不展开讨论。关键是，当农民出售土地后，他们就变成了佃农，而地主对他们收取的租金非常高，有时达到50%。结果就是，尽管政府减少了税收，但这些减税的好处全部被地主占有，而农民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政府的这种税收减免，实际上是在间接补贴地主，而农民却仍然生活在困境中。这真是一个反讽的现象。

这里我们碰到了土地所有权的核心议题。回顾封建时代，土地归封建贵族所有，而农民仅是土地的使用者，这是井田制度的基石。但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变为私有财产。既然是私有，自然允许自由交易。政府的任务仅仅是税收，而不干涉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土地交易，买卖双方签订契约，这完全是经济交易。

因此，现代的地主与封建时代的贵族大不同。封建主要是基于政治结构，而现代地主则是由经济条件塑造。他们可以自由购买和出售土地。正是因为土地私有化，才出现了土地的自由交易，从而导致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加剧。

随后的中国历史中，人们对土地政策持续争论。一方面，人们怀念古代井田制度下的土地平均分配；另一方面，人们也认为土地应为私有，即"耕者有其田"。由于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土地政策始终难以找到平衡。

除了农田，全国还有大量的非耕地，如山地、森林和湖泊。那么，这些非耕地的所有权是谁的呢？

在封建时代，无论是耕地还是非耕地，所有土地都属于贵族。农民耕种的土地是均匀分配的，即“井田制度”，而其他的非耕地则成为禁地，由贵族派人管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逐渐拥有了耕地的所有权。而那些禁地呢？民间逐渐对其进行私自开发，如伐木和捕鱼，这被视为违法行为。政府尝试制止，但难以完全执行。于是，政府渐渐放开了对这些禁地的限制，只在关键出入口设置税收点，对从禁地中获得的资源收税。这种税收形式可以看作是关税和商税的前身。

封建时代结束后，到了秦汉统一时期，土地所有权的观念仍然继续。他们认为耕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而非耕地，即原封建时代的禁地，仍然是公有的。这意味着，所有的山地、森林和湖泊，按照当时的观念，全都属于皇家。从税收制度来看，农田的租金归政府，而非耕地的税收则属于皇家私有。这种分别，如果不从封建时代的土地所有权变化来看，是很难理解的。

汉代在开始时的税制其实挺合理。大部分的税收来自农田，而山林和湖泊的税收相对较少。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国家得到了大头，而皇室得到了小头。但这并不是说皇帝就是为了自己而设的，这种分配在当时是公正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盐和铁的经济价值越来越高，导致非农业税收开始超过农业税收。这是最初设定税制时没有预见到的情况。因此，当汉武帝发动战争和其他大型项目时，国库的钱很快就用光了。政府的支出持续增加，但农田税已经固定，不能再增加。

于是，汉武帝决定捐出皇室的部分收入来支持国家。他同时呼吁那些有钱的人，特别是盐和铁的商人，也自愿捐款。但大多数富有的人并没有响应他的号召。汉武帝开始思考，既然这些商人的财富大部分是从山林和湖泊中获得的，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由国家来经营这些资源呢？这就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盐铁政策的起因。

汉武帝发现，盐和铁是当时的两大黄金生意。所有人都需要盐，每家每户都需要铁。而生产这两种商品的资源——山和海，权利都在皇帝手中。汉武帝决定，不再让商家独自掌握这两大产业，他选择了收回权利，并由政府管理。这就是说，政府直接参与盐和铁的生产，而所得的利润则归政府所有。这种制度很像现代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但中国在汉代就已经有了这种制度，并在历史上一直沿用。

除了盐和铁，酒也被纳入官方管理。酒是由米和麦制成的，而它们是人们的主食。所以，政府决定控制酒的生产，不允许民间自己酿造。

这些制度当然有其背后的理论支持，但它们也是基于历史和现实情况的考虑。当时，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和辩论。最终，经过激烈的讨论，有一位代表写下了著名的《盐铁论》。这本书记录了那次会议上的辩论，展示了当时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应该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们的观点为基础，而不是以现代的观点去评判当时的情况。这样才是正道。

简而言之，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待工商业时，倾向于控制资本的行为。而对农民来说，虽然税负已经很轻，但土地权的分配仍然不均。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提议限制土地拥有量，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后来，王莽尝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想要将所有的土地国有化，重新分配。他的目标是恢复古代的井田制，但这引起了巨大的动荡。由于王莽的失败，中国的土地制度从此没有再经历过大规模的改革。

四、汉代兵役制度

简单来说，汉代的兵役制度是全民服役。这种制度在西方是在近代由普鲁士在俾斯麦领导下才开始实施的，但我们在汉代就已经采用了。一个青年男子要到23岁才开始服兵役，这背后的原因与农业经济息息相关。在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每年都有丰收，通常三年中会有一个荒年。所以，一个23岁的青年理应有足够的储蓄来支持他离家去服兵役。这种制度不仅考虑到了经济因素，更体现了对家庭责任的道德关怀。

简而言之，评价历史上的任何制度，我们都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人们的思考方式。政治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基于当时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而产生。尽管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很少有专门讨论政治理论的书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政治思想。实际上，由于许多学者都涉足政界，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往往在实践中得到体现，而不是仅限于书本。

例如，为何皇帝和宰相要分权？为何官员选拔要经过严格的考核？为何要减轻农民的税负？为何要对商业资本进行监管？为何要等到23岁才开始服兵役？这些问题背后都有深入的政治思考和文化价值观。因此，当我们评价中国的历史政治制度时，不能简单地用“专制”或“黑暗”来概括。我们应该尊重和了解历史背后的文化和思想。

在汉代，国民的兵役责任有三种形式。一是到中央担任皇家卫兵，二是到边境担任边防兵，三是在本地担任地方军队。每个成年男子都会经历这三种服务，但在20岁就开始的只有地方兵役。

当时，汉朝的中央军队分为南军和北军。南军主要是皇家的卫队，负责保护皇宫；而北军主要负责首都的安全。这两支军队加起来的总人数不超过七万。各地的年轻人会轮流到中央服役一年，作为皇家卫兵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他们来回的交通费用都由中央政府支付，刚到达和结束服务时，皇帝会设宴款待他们。日常的食宿和生活用品也都由政府供应，卫兵们不需要自己掏钱。

在汉代，做边防兵是个艰苦的差事。你得自己掏腰包，负责所有费用。但奇怪的是，边防兵的服务期只有三天，这其实是继承了封建时代的传统。那时，国家小，从首都到边境最多走五十里，五天往返，带五天的干粮就行了。但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情况就变了。从江苏走到热河要好几个月，但政府仍然只要求你在边境待三天，这真是太不合理了。不知道秦始皇是太骄傲，还是太忙，反正他没改这个制度，结果激起了陈胜吴广起义。

到了汉代，虽然边防兵役仍是三天，但政府提供了个灵活的解决方案。你可以不去，每天交100个钱，三天300个钱，就可以免去这个任务。然后政府会用这笔钱，雇个愿意去的人，但他得去300天。这其实是个两全其美的方案，那个愿意去的人不仅有足够的钱支撑他在边境的生活，还能存点钱回家。理论上，每个人都得去边境站三天岗，哪怕是国家重臣的儿子也不能例外。曾经，真有一个汉代的宰相，让他的儿子真的去边境待了三天，这事后来就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佳话。

汉代的行政体系和军事体系很有组织。在地方，有太守负责行政事务，相当于现在的地方政府领导；都尉则负责军事，就像现代的地方军区指挥官。每年秋天，各地的壮丁都要集结进行军事操练，这就像现代的大型军事演习，持续一个月。演习结束后，大家各自回家。

除了中央的南北军和边境的戍卒，地方上还有国民兵，相当于现代的预备役。一旦国家有紧急情况，这三种军队都可以被动员上前线。

除了军事服役，壮丁还有义务为国家做力役，就是无偿的劳动，比如修路、建桥。这就像现代的社区服务或义务劳动。在汉代，每个壮丁每年要为国家工作一个月，这叫做更卒。这实际上是个大负担，但如果你不愿意去，交给政府200个钱，就可以免除这个义务。

简单说，汉代的每个壮丁除了可能被派到中央或边境服军役，还要在家乡参加国民兵训练，还得为国家做一个月的无偿劳动。这真是忙碌的一生啊！但也可以理解，那个时代，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手来维护治安和发展。

在汉代，国家要求每个公民不仅要服兵役和劳役，还要交人口税。但问题是，政府并没有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基础。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保障所有人都有工作。如果你不能完成政府规定的任务，那么你就违法了。违法者可能会成为政府的强制劳工，这使得一些人宁愿选择成为私人家庭的奴隶。

在汉代，奴隶并不是因为失去自由而成为奴隶，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完成对国家的职责。所以，成为奴隶是一种逃避国家责任的方法。有钱的人可以拥有很多奴隶，用他们去做一些大型的工作，比如烧炭或开矿。因为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奴隶在这里的生活实际上可能比普通农民还要好。

汉代的奴隶制度和西方的农奴制度完全不同。在罗马，农奴大多是战争中被俘的敌人，而汉代的奴隶则是农民自己选择离开自己的土地，加入到大型的生产活动中。这两种制度的背景和原因都有很大的差异，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

除了汉代政府规定的兵役，民间还有一些热血青年主动报名参军，这些都是家境较好的人，他们通常住在边境地区。他们常年在家练习武艺，期待有一天能为国家出征。当国家有需要时，他们会积极报名，希望通过战斗获得荣誉和升迁的机会。在一些边境地区，这种报名参军的热情特别高，李广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五、汉制得失检讨

让我们来看看汉代的制度在哪里做得不够好。

首先，经济上，土地问题是个大麻烦。土地被有钱人霸占，那些没地的穷人就生活得更艰难了。政府想减轻税收，但如果土地问题不解决，这个政策效果就会打折扣。王莽尝试改革，想让土地归国家所有，但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失败了。他的取消奴隶制度的政策，后续政府还是继续执行了。但真要彻底废奴，如果社会经济结构不变，这也很难做到。

再来说军队。中国这么大，虽然各地都有兵，但实际上训练时间太短了。中央的常备军虽然看起来不错，但其实只有七八万人，而且服务时间也只有一年。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虽然名义上全国都有兵，但遇到真正的战争，这些兵可能并不够用。而且，从一个地方调兵到另一个地方，比如从江南调兵到北方，也很麻烦。所以，这个“全国皆兵”的政策，看上去很好，实际上效果并不理想。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这个制度可能并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

汉代政府组织有些地方真的挺让人头大的。

首先，皇权和相权是分开的，这是好事，有分权制衡。但是中国的传统很喜欢“不成文法”——也就是很多事情没有明文规定。这样的好处是很灵活，但坏处也明显：当皇帝特别有力量和野心的时候，他可能会把宰相的权利都抢过来。例如汉武帝，他非常强大，所以他基本上独揽大权，连宰相都没法插手。

再说，那时的皇帝有自己的私人秘书——尚书。但当皇帝权力增强，这些尚书的权力也跟着上升，甚至有时候超过了宰相。霍光就是个例子。他不仅代表皇室，还对政府事务指手画脚。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皇室和政府之间的权力界限模糊，容易引发冲突。

霍光的行为，像是把皇位继承当作皇室的私事，完全不考虑政府的看法，这明显不对。因为在中国历史中，皇帝的继位其实是政府的事情，需要大家一起讨论决定。但因为这些规则往往不成文，所以霍光得以横行霸道。

后来汉宣帝上台，为了削减霍家的权力，他恢复了一些旧的制度，让宰相的权力恢复，同时削弱了大司马大将军的权利。这样，霍家的权势也就没落了。

总之，汉代政府组织中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给了某些人机会搞权力斗争，这对国家稳定是不利的。

汉代的政治制度确实经过了一些深思熟虑，特别是在皇帝和宰相，皇室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上。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规定皇帝不能过问政府的事，但这也不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没有办法像现代那样让民众选举皇帝或有一个代表民意的议会来监督政府。所以，这就导致了皇帝和宰相、皇室和政府之间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关系。

汉武帝是个天才，他自己掌握大权还算可以。但问题是，当他去世后，他留下的政治体制让大司马大将军这个职位变得权重，逐渐超过了宰相。这就为后来的权力斗争埋下了伏笔。尤其是霍家的衰败后，大司马大将军的权力并没有被削弱，反而继续增强。最后，王莽乘机夺权，代替汉朝，这也是因为他从大司马大将军这个位置逐渐累积了足够的权力。

东汉时期，光武帝为了确保大权不被外部控制，加强了中央的权力。他加重了尚书的地位，而把原本的三公职务分为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但这样的改革，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均衡了权力，实际上大司马仍然持有重要的权力，并代表皇室，而大司空和大司徒的权力被削弱。

这种制度使皇帝的私人意愿在政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三公只是形式上的存在，真正的实权在尚书和皇帝手中。虽然光武帝和他的几位继承者都是优秀的君主，但他们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制约皇帝权力的制度。因此，当皇帝表现不佳时，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这也成为了东汉及后续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核心问题。

汉代的选举制度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最初，地方长官每年推荐的“孝廉”主要分为孝子和廉吏两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孝廉”成为了进仕的主要途径，大家都争相被推荐为孝廉。这导致原本的推荐制度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而朝廷则在推荐后加入了考试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选举制度确保了中央政府始终代表全国性，每个地区都有机会进入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则避免使用本地人员，确保地方政府不偏向某一地区。这种制度促进了各地的文化和经济融合，使中国长期维持统一，避免了分裂。从汉代到清代，这种选举制度一直沿用，它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我们评估汉代的选举制度，一些疑虑浮现：

虽然地方长官可以推荐“孝廉”，但推荐权在长官而非民众手中，可能导致权力滥用。
一旦被选举，如何在中央分配岗位，完全取决于中央的决定。
虽然汉代的选举制度看起来合理，但实际上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古代社会读书的机会有限，因为书籍难得且昂贵。但如果你出生在一个读书家庭，你的机会将大大增加。
书籍和知识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资本。有学问的家庭很容易进入政治圈子，从而变得富有和有权。
由于每个郡只有限额的选举名额，选举权往往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导致了所谓的“门第”或世族的形成。

总的来说，虽然汉代的选举制度在表面上似乎公正，但它实际上有很多内在的问题和不平等。书籍和知识成为了一种权力和资本的代表，导致了社会上的不平等和特权。

汉代的察举制度是魏晋时代门第社会的主要起因。然而，从原初意图上看，这制度并不是一个坏制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开始出现问题。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制度都可能随时间而退化。如果一个制度永远有效，那么我们的政治将会停滞不前。正因为制度总会出现问题，我们才需要持续努力改进。制度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整个历史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哪个制度能够经受住几百年的考验而始终有效。

在汉代，他们已经明确了政府和皇室、宰相和皇帝的界限，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虽然这种安排可能并不完美，但没有哪个制度是完美无瑕的。他们明确了皇权之外还有其他权力，并在选人上采取了客观的标准，而不是基于亲情或权力。他们用教育、知识和行政经验作为衡量标准，并确保全国各地都得到公平的机会。同时，他们的经济政策旨在减轻公民的负担和促进经济平等。尽管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汉代制度的价值和其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标记为专制或黑暗。

从魏晋到南北朝，没有稳定的政府和明确的制度，直到唐代才出现了新的制度。但唐代制度与汉代大为不同，每当制度出问题，下一个朝代就会进行改革。如此循环，从宋到明、清。很多人因为对历史的忽视，认为中国过去两千年的政治都是一样的专制，但这其实是误解。

第三大脑